中国古时以和氏璧为传国玺，历经一千六百余年，是最早举世闻名的华夏国家象征。而今，再提及中国象征，世人脑中立刻浮现的当属一座恢弘建筑，
一九四九年，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天安门便成为了万千中国人心目中最神圣威严的政治代表，似乎只要一提及它的名字，中国人就会油然而生一种骄傲情绪。
但你真的了解天安门城楼在新中国的故事吗？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正式对外开放，当时的票价多少，是根据什么制定的吗？
这个人在信件里说，自己从一九五四年自上海至北京，便一直梦想着能登上祖国心脏的心脏天安门城楼，三十余年始终坚信自己的白日梦会有实现那天。
此后，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华兴所愿，受到们的高度重视。在多位领导人圈阅信件后，当时的中办主任立刻给予批示，请北京市政府提出具体的建议，报给中央审批。
一九八六年的五月一日，天安门城楼开始接待参观者。但这次开放并非面对广大群众，而是仅限中央或者驻京部队人员以及人大代表和劳动模范等特殊人群参观，且在登楼前，相关人员必须登记个人信息，经严格审查，才能获得正式参观资格。
那段时间，人人皆以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为荣，因为哪怕是各部委的领导们，想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包括天安门城楼的管理人员和整修清扫人员同样无法随意进出天安门城楼，需要严格政治审查以及向中央警卫递交登楼请示。
而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天安门城楼则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所以，开放天安门城楼的呼声并没有就此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直至一九八七年的七月，北京市旅游局一封报告为人民群众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件事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当时担任北京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说，一九八八年是北京国际旅游年，又恰逢中国农历的龙年，他很希望促成天安门城楼开放一事，以此打响旅游年第一炮。
他的话打动了时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的杨登彦，在杨登彦的支持下，薄熙成当即写了一封申请开放北京天安门城楼的报告递交北京市政府。
当年九月，北京市政府向中央递交从1988年北京国际旅游年起接待外宾参观天安门城楼的申请，王震等领导先后审批同意，并准许杨登彦在当年国庆节后正式通知天安门管理处，让他们开始为一九八八年天安门城楼的开放事宜做准备。
很久以后，杨登彦告诉世人，此次天安门城楼的开放之所以如此迅速，皆由于早有铺垫，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原来，早从一九七九年人民大会堂的解禁开始，中央的领导们便萌生出开放天安门城楼的意识，只是客观条件不成熟，未能直接实施罢了。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一步步开放重要场所，让它们从神坛走入群众，确实是改革开放的重大信号。
但天安门城楼同人民大会堂以及友谊商店等相比，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意义更关键深刻一些，需要充足准备，不能随意对待。
事实也是这般，在接到即将开放的通知后，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立刻抓紧时间展开对城楼内外一系列的布置和整理。
他们挪走了堆放在里面的节日装饰物品，递交相关申请，按照开国大典的样子摆放桌椅、沙发等等，换掉电灯、挂上更符合整体风格的宫灯，换掉原本白色的沙发，请知名画家在屏风上挥洒笔墨，留下牡丹、腊梅等极具中国风的图画……
一件又一件准备事项，从细节处体现管理人员对开放天安门城楼的重视和考虑，同时也让天安门城楼内部焕然一新，更加能够彰显一国象征之风范。
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这座古旧又庄重的建筑正式面向全世界开放了，整个过程非常低调，没有领导到场，只有一个简短的剪彩仪式。
和低调开放相比，高昂的是人民群众的热情，他们早早来到天安门城楼下等候，个个穿着得体，表情严肃，仿佛不是来参观的，而是准备登上城楼发表演讲一样。
首位登上天安门的普通人是北京一位退休老职工，老人家早上七点就在售票口排队，九点正式站在城楼上，接过薄熙成赠送给他的登城楼证书和一只景泰蓝花瓶。
至于首批外宾，则是一对外国夫妇，他们得到了相同的纪念品。其实，依照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天安门的票价并不便宜。
内宾每人次十元，外宾每人次四十元，龙年旅游节期间可优惠至三十元，皆高于别的景点门票价格，甚至连相关管理人员在开放最初，都很害怕人们不愿意付出高额费用来参观天安门。
虽然最终结果出乎意料，但仍旧令人不解，明明知道价高，领导们又为什么一定坚持这个门票价？
薄熙成后来说，他已经不记得当时为了天安门的票价到底多少开了几次会议，只记得他们一直坚持两个听起来颇具矛盾的原则：
其二是票价不可以太低，必须通过经济手段来控制参观人数，保护文物。而从当时的大众工资水平来看，最后拍板决定的天安门票价，的确很符合此二原则。
现在的天安门，依然是中国国家象征，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渴望见到的建筑物，但它却不再是中国人、乃至世界人的禁地。
天安门的开放，是中国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态度，同时它的门票价格，也体现了中国人对文物保护和人民群众的双重重视，是一件值得铭记的历史事件。